最近去看了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股票账户怎么配资，很高兴它突破了20亿票房大关！当电影院的灯光渐暗，屏幕上日本摄影师伊藤秀夫按下快门的瞬间，历史与现实在我们眼前交织。

我凝视着大银幕，眼前浮现的不是虚构的人物，而是1937年寒冷冬季，南京城里那些真实的身影。那些手持相机的日本人，既是暴行的记录者，也是战争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虽然伊藤秀夫这个角色是虚构的，但他背后融合了多个真实历史人物与事件。1937年8月28日，上海南站废墟上，美联社摄影师王小亭正匍匐前进。他用莱卡相机捕捉到一个令人心碎的镜头：一个婴儿在扭曲的铁轨间哭泣，这张照片后来成为震惊世界的《中国娃娃》。为了抓捕王小亭，日军参谋本部甚至悬赏了15万美元，试图从地球上抹去他。

电影中刘昊然饰演的苏柳昌冒死保存日军暴行底片的情节，其实来源于两位真实的英雄人物——15岁的罗瑾和接力保存相册的吴旋。1938年1月，罗瑾在南京华东照相馆冲洗胶卷时，目睹了极其血腥的画面——头颅被砍、强奸、集体屠杀。这个满族少年毫不犹豫地夜以继日地印制了30多张照片，最终选择了16张，制作成一本相册。在相册封面上，他画上了刺穿滴血心脏的军刀，并写下了一个猩红的“耻”字。

黑箱中的眼睛

战争时期涌入中国的日本摄影师，实际上是三股不同的暗流，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与背景。第一类是军方摄影师，他们的镜头专注于精心编排的“战场美学”。在南京城墙冒烟的时刻，日本东宝影像公司已经制作出《战后后方记录映画》，拍摄的镜头表现日军“友善”地为中国俘虏点烟，然而现实中数万俘虏正在遭受屠杀，这种画面荒诞至极。

第二类是媒体摄影师，他们随军进入南京城后，所有的照片都必须经过残酷的筛选。任何关于屠杀、强奸、掠夺的照片都会被封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摆拍的“中日亲善”镜头。1938年1月21日，《东京日日新闻》刊登的“南京温馨一幕”，实际上是被枪口逼迫下的表演。

第三类是士兵私下拍摄者。士兵村濑守保藏下的500多张照片，成为了记录战争罪行的证据。其中一张照片令人毛骨悚然：日本兵站在船上，用铁钩将反绑双手的尸体投入长江。这些未经军部审查的照片最终出现在1987年出版的《一本日本兵的随军摄影集》里。

罪行的证据与和平的伪装

日本摄影师的相机，犹如一面双面镜，它既记录着血腥的现实，也制造着虚幻的“和平”图景。日军对暴行的痴迷，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。例如，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参与的“百人斩”竞赛，居然被随军记者拍摄下来，并公然在报纸上展示。这些照片原本用来宣扬“武士道精神”，然而它们在东京审判中成为铁证，无法辩解。

为了缓解国际舆论压力，日军在南京精心策划了一场“和平秀”。电影中的“亲善照”——摔死婴儿的画面——并非虚构。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侯占清回忆道，妇女们被迫抹掉脸上的化妆、剪掉头发、穿上男装，但依旧无法逃避日军对她们的侮辱。

最具讽刺的是，1946年法庭上，当罗瑾冒死保存的相册被拿出来时，谷寿夫当场瘫软。这个曾经指挥攻破中华门的恶魔，无法再在自己的照片前辩解。当初那些为炫耀战功而拍摄的影像，最终成为审判的证据。

暗房中的较量

在战争中，摄影师的命运显著分化。电影中的伊藤秀夫，从最初的胆怯到最终成为残忍杀害平民的恶魔，映射出日本军方对人性的深度腐蚀。许多日本摄影师正是如此，在效忠天皇的信念中，渐渐丧失了基本的人性。

与伊藤秀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摄影师王小亭。在战火中，他带着《中国娃娃》的底片踏上了逃亡之路。为了保护这张震撼世界的照片，王小亭剪掉了胡子，伪装成水手，依靠英国记者的帮助，利用威士忌瓶的暗格藏匿底片。最终，这张照片单期发行量高达1.39亿份，被翻译成17种语言。

在南京沦陷期间，照相馆意外成为了抵抗前线。罗瑾在暗房中显影日军暴行的照片时，他所操作的不仅仅是一套化学流程，更是在紧急抢救历史的真相。正如《南京照相馆》导演申奥所说：“拍照与开枪的英文都是‘shoot’，暴力与记录在这个过程中深刻交织。”

如今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，先进的AR技术让王小亭逃避追捕的场景得以在手机屏幕上重现。年轻的观众们只需扫描《中国娃娃》，就能穿越到1937年上海南站的炮火之中。而罗瑾保存的相册，已经在2015年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，列入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。

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的结尾，谷寿夫在雨花台伏法的枪声与快门声重叠，构成了永恒的警示。当日本右翼每年花费巨资否认历史时，这些影像就像永不生锈的铆钉，将历史的真相牢牢钉在人类文明的警示柱上。吉祥照相馆的灯光熄灭了，但那些相片中的罪恶，依然在每个时代的记忆中得以冲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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